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战略误判

去年夏天，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的20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了双边会晤。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自2018年发起贸易战以来，特朗普政府从经济、金融、科技、人文交流、人权、香港台湾和南海等领域对中国全方位碾压的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尤其近期对TikTok、微信的打压、关闭中方领事馆以及卫生部长访台和对中港两地高官的制裁等行为，让人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无法不悲观，接下来在美国大选前，美中恐怕还要迎来一轮暴风骤雨。

华盛顿的意图其实很清晰，在白宫5月发布的对华战略报告和7月24日国务卿庞皮欧(Mike Pompeo)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新铁幕演说”里，中国被美国贴上头号战略对手的标签，并指出美国必须组建新的民主联盟，在全球遏制中共的暴政和扩张。在美国鹰派看来，中共是继苏联之后对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最具威胁性的极权政权，习近平是斯大林那类要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建立中国霸权的冷酷无情的极权领导人。

特朗普政府新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在过去两年有一个发展和完善，但本质和核心的东西没变，这就是要动用美国及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行竞争、遏制和围堵，华盛顿把这一新的对华遏制政策，称之为“原则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包括疫情以来特朗普政府不断把抗疫不力之责转嫁中国。

然而，该遏制政策所建立的几个前提和假设是否真如华盛顿鹰派认为的那样，却是值得探讨的。若它们事实有误，那么，华盛顿对中国实行该遏制战略，长远而言，能否打赢这场新冷战，是否有利美国继续伟大，就需冷静评估。

特朗普政府对当代中国/中共的第一个战略误判，是认为接触政策失败，美国没有改变中国。这一误判是特朗普政府建立新的对华政策的关键。

美国两党政治决定了现任总统经常轻易否定前任的外交成绩，但接触政策失败论否认的不单是前任的外交政策，而是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几任总统历时近50年的对华外交遗产。这样做至少是不严谨的。客观评估中国40余年的发展状况，美国自双方建交以来不仅相当程度上改造了中国，通过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差点取得改变政权的成功，此即“六四”。

即使从现状看，中国没有变成一个西方期待的自由民主国家，而且在习近平治下，离自由民主似乎越来越远，但也应看到，接触政策已经在中国培育了几代老百姓对言论自由、平等权利和法制等普世价值的基本认可，甚至培育了一支反共力量，尽管他们人数在中国的人口比例中还不是很多，利益诉求各异，然而，打出的共同旗号是自由民主。在这支中共的反对派中，还出现了一群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为使命，兼具立场与勇气的坚定活跃分子，他们也许还是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坚强力量。

不仅如此，在开放和同西方的接触交流中，中国也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场规则和机制，尽管西方不承认中国乃市场经济国家，但不能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从无到有生长起，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体是怎么得到的。

重要的还有，40多年的开放，西风东渐，在中国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包括执政党内部，播下了自由民主的种子，并且这个种子已经发芽、生长。中国目前单单留美学生就有36万左右。这72万家长为什么要把子女送往美国留学？表明他们认可和接受美国这套价值制度。

4月，一名生活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有人会说，这36万留美学生及他们的家长并非全是自由主义者或信奉自由民主，即使具有自由民主理念，出于现实等各种考量，他们也不敢公开出来批评中共，更不用讲从事反共活动，他们多为骑墙派或偏向维护中国。但这也正是这几年美中交恶的结果之一。很多自由主义者不再视美国为灯塔，尤其这次疫情让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者在内，对美国深感失望，以致对美式民主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乃至动摇。可即便如此，只要他们怀抱基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由极权而带来的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艰难发展，迟早会使他们从旁观者而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力量。

其实，对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皇权专制历史包袱和超大体量的国家，指望40余年就能让社会制度和政权发生根本性改变，目标本身显得不切实际，或过于急功近利。它的变革总是很慢的，故眼光要放长远点，在耐心中等待和寻找突破时机。

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个误判，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及对美国的挑战威胁。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无论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和军事力量，确实都有长足进步。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方面，中国在某些方面也快速赶上美国，解放军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武器装备也早已升级换代，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然而也要看到中国庞大体量的“虚胖”成分，它并非像表面显示的那么强大。专制体制特别是习近平这种一人专权体制的特点是，报喜不报忧，哄骗领袖，以致中国的各种统计数据连它的总理都不相信。李克强在5月召开的“两会”上透露，中国还有6亿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这足以说明，中国真实的富裕程度绝非如官方统计数据呈现的那样。尽管贫富差距在每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但中国的绝对额都是很大的，中国政府就需要投入比现在多几倍的资源和财政收入用于减贫事业。

贫困地区茶山村一户人家家中的习近平画像。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因此，中国即使有实力开始挑战美国利益，也缺乏持续性。要和美国在全球竞争，就必须把更多资源和国民收入投入到军工以及对外援助等方面，用于减贫和公共服务的资源就更要相应减少，一旦经济形势恶化，由贫困带来的底层民众的不满有可能随时爆发。这也是习近平为什么特别重视脱贫的原因。总之，贫困问题如果不能维持在合理范围内，就会成为中共对外战略的一大羁绊。何况，中共在文化价值观、同盟体系等软实力基本为零。要挑战美国，单有经济和军事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让人服膺的软实力。

中国现在被夸大实力，是否再给10年和平发展就能超越美国？根据经济学者的预测，GDP赶上美国的可能性不排除，然而更大可能性是，10年里累积的错误有可能在习之后带来非常大的麻烦，甚至在习的统治末期就爆发。比如从经济结构看，习为支撑他的红色江山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偏爱，势必会挤占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尽管他和中共也在强调国有民营都要，但实际很难做到平衡发展。民营经济的萎缩，将非常不利中国的就业、分配和减贫，长远而言，难以支撑习近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雄心。

第三个误判，中共并非是一个扩张性政权，它的“战狼”外交本质上以进为退。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要推翻至少要改造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北京则否认这点，它只是认为现有国际体系对中国不公，自己本应该取得更多国际体系治理权的。

华盛顿之所以认为中共有此目标，除了后者过往表现出的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行为，也跟它认为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一个扩张性的政体，要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有直接关系。对这样一个政权，不能给它更多的权力，否则，会刺激它更大的野心，统治世界。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广告牌上写着“感谢您习大哥”。贝尔格莱德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派医疗队前去帮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外国城市之一。 Andrej Isakovic/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不错，习近平这些年来在对外关系上实行可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民间则以“战狼”称之），重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但这是服务于其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的目的，因为自共产主义破产后，要赢得大众支持，中共就必须给民众灌输只有它才能带领中国复兴的信条，诉诸民众的民族主义。而恰好在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国力有比较大的上升，习近平认为他有能力带领中国获取更多利益。

但这并不表明中共政权本质上就是一个好战的、扩张的政权，要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中共在组织体系上虽然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早已没有了要用共产主义一统天下的“雄心”，它连同盟都没有，怎么去一统？虽然党的一些理论家把习近平思想吹捧成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宣称要用“中国方案”治理全球，然与其说这已经或者将要变成外交战略，不如说为了服务内政，是中共的舆论宣传泡沫更恰当。

事实上，自邓小平开启改革后，中共本质上是一个防御性政党，它要防止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防止政权被颠覆，没有向外扩张和侵略的野心。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的崩溃，让中共耿耿于怀，总是担心西方和平演变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因此要防备。以前国力有限，只能被动应招，但习近平时代，随着国力增强，认为现在有实力反击西方的和平演变，把本来中国就应得的利益拿回来，这其实是一种“以进为退”的对外策略。也就是将中国的利益边界往外推，用这个利益边界来夯实巩固中共的统治。利益边界的半径扩大，西方再要和平演变中国，就不那么容易。

最后一个误判，没有区分地理意义上的民族中国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产中国，对后者裹挟前者认识不清，同时一锅端打击中共。

特朗普政府的“原则现实主义”特意区分中共和中国，声称打击的是中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则持拥抱态度，这使得相当一批中国人支持美国的遏制政策。

然而华盛顿采取的诸多对抗措施，或许它的主观意图是要削弱中共对中国的统治，可它的打击手段明确针对中国而非仅仅中共，致使它要切割的中国人民成为主要受害者。

比如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对私营科技公司和在美上司公司的限制、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收紧签证、甚至对于微信的制裁，它的直接承受者是私营企业、普通民众而不是中共。其他如美军在南海的行动，在香港台湾等问题上的做法，虽然后者带有人权性质，然而针对的对象都是中国的主权利益，容易激起中国民众的爱国情绪。

2017年香港国际机场的微信广告。 Richard A. Brook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所以现实中，民族中国和共产中国这两者很难区分甚至没法区分，但在理念上，至少要对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应该具有的合法利益表示理解。现在，华盛顿意图在中国人民那儿占据道德高地，但当实际的打击行为主要由普通中国企业和民众承担时，华盛顿意图制造的中国人民和中共对立，就难以实现，会削弱美国的道德形象。

同样，将中共整体作为打击对象而不是打击其中对美国利益有危害的权势集团，让广大普通党员为党内权贵埋单，也反映了华盛顿遏制政策的粗疏。

特朗普政府无底线对中国的打击，已经将中共和多数中国民众惊醒，中共一方面把它治理的失败归咎于美国的遏制和围堵；另一方面，有时间去修补威胁其统治的战略漏洞，如用新举国体制攻克芯片短板，在香港颁行国安法。

加上美国疫情的泛滥，特朗普政府的遏制政策在现实中不仅没有达到让中国人民疏离中共之目的，还导致美国的同盟军——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和社会的自由派，在眼下美国最需要他们发声的时候而失声，甚至他们的部分人开始改变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由于前述四者的误判，华盛顿对中国打击得越狠，也就把更多的中国人推向中共一边，至少目前看来如此。

所以，如何对付中共，必须有更精准的对策。美国若真的还希望改变中国，就不能简单宣称接触政策失败，需要把中国国内已经处于休眠状态的民主自由力量激活，并吸引更多的中国民众进来，而非采一味打压中国的姿态——虽然名义上披着反共外衣。